近来“名校硕博下基层”现象引发媒体关注和人们的热议。其实，无论是县域发展还是乡村振兴都离不开人才，县城引进人才的力度已经并将持续加大。而就高校毕业生个体而言，热衷于体制内就业，甚至为此选择基层管理岗位，也是个体选择的自由。那么，硕博士的个体职业发展与县域发展“双向奔赴”的成因是什么？这种“双向奔赴”能否“修成正果”？一起来看《人民论坛》杂志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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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引进人才要避免两个误区

　　

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县域发展并以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点推动乡村振兴，有着突出的意义，而人才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第一资源。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坚持把人才作为支撑县域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创业激励和人才吸引政策”。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人才振兴作为乡村“五大振兴”之一被特别强调。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进一步指出要“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但由于产业发展和产业聚集度的差异，加之大城市对人才的虹吸作用，欠发达地区的多数县域其实不仅面临着人才引进难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本土人才流失甚至人口流失的问题。

　　

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而言，实现充分就业以及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转移依然任务艰巨；而对部分发达地区的县域而言，技能型人才的供给跟不上产业发展需要的问题则相对突出。推动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优化引才、留才、用才的体制机制，应该成为大多数县域人才工作的着力点。不同县域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来考虑如何引进人才、引进什么样的人才、如何使用人才，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应避免以下两个误区。

　　

唯学历误区。忽视县域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各层次人力资源的实际需求，仅仅把高学历者当作人才，是唯学历误区的典型表现。唯学历误区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可能原因。其一是部分地方相关部门对人才的狭义理解。县域发展和乡村振兴所需人才远不止以学历度量的人才。譬如，《意见》既指出了县域发展需要“科技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到县域开展创业服务”，也指出了要“发挥乡土人才等农村实用人才作用”。而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的“神农英才”、乡村振兴带头人等，也远非以学历可遴选的。其二是人才遴选工作存在“偷懒”现象。从概率上来说，高学历者具有优势人力资本的概率较大，因此以学历和证书来筛选应聘者，可以简化招聘程序、降低招聘成本。但这一方面可能导致所谓的“统计性歧视”，另一方面则可能导致将学历与实际技能之间盲目划等号的问题。以学历来遴选人才是一种“偷懒”的表现，一些地方人才引进工作计划往往会细分并层层下派，具体负责人才引进工作的部门基于上级考核压力，往往以引进高学历毕业生数量的多少作为任务完成与否的标准，而不顾所引进人才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其三是“网红”或“花瓶”效用。以引进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博士毕业生为“噱头”来引起关注、突出对人才工作的重视、显示政绩的卓著等现象时有发生；以高学历人才作为部门或团队的“花瓶”，而不顾其实际能否发挥作用的现象也有所见。这类所谓的“网红”“花瓶”效用，不仅不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也可能以伤害所引进高学历者的尊严、牺牲其职业发展为代价。

　　

体制内留人、用人误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对于县域发展、乡村振兴，以及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毫无疑问都有着必要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而言，在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前提下，以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进而为地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导向，适当以体制内岗位留人、用人，有其必要性。但县域发展和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在政府部门充实人才，更需要在社会部门、市场部门充实人才，尤其是在直接的经济生产部门充实人才。博士下基层主要是因为“下”的是基层政府管理或准政府管理岗，才被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甚至质疑。县域发展和乡村振兴归根结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因此，县域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应该是为市场部门培育、引入并留住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引入并留住企业家以及市场所需的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换言之，产业留人、用人，市场留人、用人才是重点。政府部门应该为产业用人、市场用人创造条件，而不只是以体制内岗位来吸引人、留住人。即便是体制内用人，也应优先考虑教育、医疗等涉及民生的社会事业部门。

　　

　　

硕博士下基层折射出什么问题？

　　

硕博士下基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人才供给方面的问题。劳动力市场存在有效需求无法满足，而无效供给却在增大。就高等教育而言，扩招本身不是问题，但如果扩招带来无效供给的增加，那便是问题。人力资源的有效或无效供给问题所涉及的是人才培养方式方法的问题，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就是高等学校的专业、课程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设置问题，以及不同学历层次培养规模的安排问题。目前，我国高校相对缺乏有效的人才培养反馈机制，即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而对人才培养及时作出有效调整的机制并未形成。大学教育应强调“整体育人”“综合育人”，不应该“沦落为职业训练场”，这类观点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无视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机制迟早会遇到困难。

　　

优化高等教育人才供给结构，要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优化课程体系与知识体系。尤其是要改变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软（科学）轻硬（科技）”“重理论轻技术”等现象，同时也要改变低成本办学等导致的高等教育无序扩张问题。2019年推行高职百万扩招计划之后，一些高职院校为了完成扩招任务，加大对培养成本较低专业的扩招，而对那些培养成本相对较大的专业却招生有限。这些做法尽管完成了扩招任务，甚至因为让一部分青年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最终还是会导致人力资源无效供给的增加。

　　

优化高等教育人才供给结构，也要对人才培养的学历层次及其构成进行优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不仅本科毕业生规模急剧增加，研究生培养规模也急剧增加。1998年全国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为7.25万人，毕业生规模为4.71万人，2021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上升到了117.65万和77.28万。再以其中的博士生为例，2004年全国博士招生5.33万人，2020年这一数值上升到了11.60万；而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这一数值将突破13万。就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而言，在培养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维持或扩大以职业为导向的专业硕士培养规模、限制或压缩学术型硕士的规模，应该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才供给之学历结构调整的方向。而就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而言，博士毕业生理论上大多应以学术为志业，当然不排除部分毕业生由于研究能力或兴趣等问题而转向学术研究之外的行业。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获取博士学位后不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或者难以找到学术研究的岗位，那就应该对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及其影响进行反思。

　　

当然，学历构成的升级变化，其成因不只在于学校教育领域，还与文凭本身在中国社会情境下的两重意涵有关。文凭具有人力资本意涵和社会筛选信号意涵。前者指的是，持有特定文凭意味着持有者拥有与该文凭相对应的特定知识和技能，而相应知识和技能是决定其能否获得相应职位的关键。后者指的是，文凭是一种资格凭证，这种凭证本身有助于人们对特定职位或身份的获得。从文凭的两重意涵来看，学校教育具有两个功能：人力资本功能与符号功能。前者指的是教育能够提升人们的人力资本，而后者指的是教育能够帮助人们获取特定的身份凭证。在招聘过程中过分侧重于学历或学校的“符号功能”，而非当事人的人力资本的现象依然存在。学校教育的“符号功能”和“身份制”遗留会进一步加剧人们对更高层次学历的追求（而未必是对特定人力资本的追求），进而导致高学历的“膨胀”。

　　

文凭的信号意涵或教育符号功能的凸显与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私人部门的绩效主义原则促使用人单位更加倚重特定文凭持有者实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即便是依据文凭选才存在“错选”的可能，私人部门的退出机制也能起到纠错作用。相对而言，体制内既存在前文提及的“身份制”的传统和遗留，又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倚重文凭信号功能的现象相对突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对文凭信号功能的倚重，加之人才供给侧高学历者的增加，供需两侧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求职者学历要求逐步抬升，导致高学历者向体制内聚集。回到本文关注的县域发展议题，根据上述讨论，县域发展在选才、引才的过程中，不应将文凭作为一种符号，而应该关注文凭持有者实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

　　

　　

“双向奔赴”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双向奔赴”是网络语汇，指的是恋爱中的两个人相互努力靠近。硕博士下基层求职与县域发展能否形成“双向奔赴”？何以形成“双向奔赴”？

　　

站在县域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县域发展、乡村振兴，还是以县域为切入点融合城乡发展、推动和实现城乡与地区的均衡发展，都离不开人才这一“第一资源”，都应该积极地对各类人才，包括高学历人才敞开胸襟。但如何选才引才、引用什么样的人才、如何使用人才，都是不得不慎重对待的事情。应根据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精准选才、精准用才；杜绝唯学历选才、用才，杜绝盲目以体制内岗位引才、用才，要以产业来留人用人、以市场来引才用才。否则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会恶化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抑制人力资源在全社会的合理配置。

　　

就毕业生个体而言，向基层、向县域“奔赴”，既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性使然，也与当前就业形势和个体理性有关。至于这种“奔赴”是一种“心向往之”，还是面对激烈竞争时的一种理性考量或无奈选择，只有毕业生冷暖自知。需要指出的是，对个体而言，理想的“奔赴”应是有利于个体才智充分发挥的“奔赴”，而不是基于“体制内优势”的一种追求。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当前被媒体所关注的“奔赴”现象（未必是普遍现象）所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特性、人才培养模式与结构特征。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为了有效地实现本文所谓的“双向奔赴”，还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都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及其结构的优化与调整，离不开人才培养结构与规模的优化和调整。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8月下

　　

原文标题|县域发展与人才就业何以“双向奔赴”

　　

作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就业质量研究中心主任方长春

　　

新媒体编辑|刘一霖

　　

原文责编|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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