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官方发布了一个消息，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

　　很多人肯定看了官方发布的通稿，但我知道，你很懵逼，并不知道，为啥要突然发布这样一个政策，该政策对你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在二三线城市，已经买房落户，并且工作稳定，没有换城市的打算，这个政策，你基本可以一划而过，对你的幸福生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这个政策，就是为那些80后、90后和00后的小镇青年制定的，后面我会解释为什么。

　　这个政策刚一发布，大家就在猜测，官方的这一举动，肯定是为了推动二三线城市的库存房销售。

　　老百姓是聪明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们在第一时间，推导出政策发布的首要目的。

　　在此基础上，我希望我接下来的观点，能为你思考这个问题，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取消户口限制，确实是为了推动房产销售，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政策因素。除此之外，户籍制度的变革，是为了推动城镇化、加速扩大I型城市总人口，从而减小贫富差距，最终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以上这些影响政策的因子，我们一个一个展开细说。

　　政策里写的很清楚，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

　　即便城市人口和城市类型，在政策里标明，很多人也不清楚，这个300-500万的I型城市指代的是哪些城市。

　　在我国，城市划分共五类七档：小城市、Ⅰ型小城市、Ⅱ型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该标准是由《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明确提出。

　　截止到2021年底，中国的Ⅰ型大城市包括长春、合肥、太原、长沙、南宁、乌鲁木齐、石家庄、厦门、宁波、福州、惠州等城市。

　　从这些城市名字，基本可以看出，基本属于北方的省会城市或南方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城市。

　　放宽这些城市的落户条件，就是为了吸引更多人落户于此。这是加速城市化的过程。

　　一提到城市化，很多人往往想到是其负面影响，比如城市化剥夺了劳动者的土地，让很多人过上了贷款买房的负债式生活。我也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转变这种，从历史课堂上得来的初级经验，开始尝试从城市化的不同切面，去思考问题。

　　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显而易见。便捷的交通、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等。

　　那为啥，这次的落户政策变革，瞄准的是300-500万这一级别的城市。而不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的规模为100-300万人口，小于300-500万的I型城市规模）

　　很多人总是抱怨，政府为啥死死拿捏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户籍制度，导致很多年轻的打工族，在这些城市打工多年，人到中年，还是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省会去发展。

　　我已经北漂四年，今年是第五年。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最近不能说完全想明白了，只能说有一些新的思考。

　　总体而言，北上广深是不可能放开户籍制度限制的。

　　因为我们希望得到的，是这些大城市的医疗和教育资源，以及更好的就业机会。都是关乎个人发展和切身利益的事情。但政府作为管理者，它还要考虑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如果完全放开落户限制，不仅是你看到了一线城市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其他人也不是傻子。在你迅速落户这些大城市时，其他人会像候鸟迁徙一样，和你在不同地点出发，赶往“过冬”的目的地。

　　这样一来，这些大城市人口数量，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超载。因为国内大、中、小城市成百上千，但北上广深，就那几个。

　　人口的迅速超载，会导致教育和医疗资源的紧缺。这一点，想象一下疫情爆发初期，武汉的医疗资源几近瘫痪，我想你就能想明白。

　　人们在争抢医疗、教育和就业时，很容易发生混乱，产生学校家长打架、医院里患者家属争抢挂号资源的事情，会不可避免的发生。

　　但短时间内，政府的管理人员，不会迅速增加，这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衡。而最终经济的有序发展，也被破坏。

　　这就是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因素，在城市里发生交集的原因。

　　因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资源已经出现紧缺，而I型城市化，当前发展受到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虹吸效应的影响。

　　截至2022年6月17日，中国的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武汉共8个城市。

　　而特大城市，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的特大城市分别是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14个城市。

　　因为武汉已经跃升为超大城市，所以，准确而言，特大城市共13个。

　　对比中国的Ⅰ型大城市包括长春、合肥、太原、南宁、乌鲁木齐、石家庄、厦门、宁波、福州、惠州等。

　　很明显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土地资源，基本已经被卖的差不多了。这一点，可以联系我国的土地财政。

　　前面我也提到了，政府作为管理者，需要考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这一点，国外学者也通过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类型的比例，进行了验证。

　　鲁奇尔·夏尔马，在他的著作《国家兴衰》中写到：大多数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之比约为3：1。

　　明显违背这一规则的国家，经济发展则会受到影响。

　　这个基本的比例关系，现在仍然适用于15个中等规模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波兰、土耳其、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肯尼亚、摩洛哥、越南和伊朗等。

　　离我们最近的亚洲四小龙的中心城市、如日本的东京和大阪、韩国的首尔和釜山，一样适用3:1的规则。

　　明显违背3:1规则的法国。巴黎有1100万人口，比第二大城市化里昂多出7倍多。巴黎地区的经济产量占据整个国家的30%，这也导致法国制定政策首选考虑的核心始终是首都巴黎，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与此有很大关系。

　　除此以外，明显违背3:1规则的泰国，就产生了农民暴动。2010年，泰国曼谷街头出现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暴力冲突。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仅看一个数字，就可以看出这场冲突的根源：仅居住在曼谷中心城区的人口，就超过了1000万，相当于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的10倍多。

　　我原本想说I型城市缺乏吸引力，但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I型城市。比如厦门。

　　近两年，厦门一直是网红旅游城市，很多人的毕业旅行，都会加上厦门。但是除去长沙和厦门，其他I型城市的吸引力，就下降很多。单单看名字，很多外省人都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定居。比如长春、合肥、太原、南宁、乌鲁木齐、石家庄。

　　开头我说了，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是针对80后、90后和00后。现在解释下为什么。

　　当前仍然有少部分80后和绝大多数的90后、00后小镇青年，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但是很多人属于飘在外乡的状态。

　　一种是属于大学毕业后，留在母校所在城市，武汉就是因为丰富高校资源，加上政府的政策引导，在近两年的抢人大战中，吸引大量毕业生落户。

　　第二种是在逐渐内卷的职场，和不断高企的房租压力下，北上广深不再是很多毕业生的首选，杭州、南京这些新一线城市，颇具吸引力。

　　而我们的父辈，即60后、70后，早就失去了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优势，加上很多人有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他们对于重新选择一个城市，开始新生活，早就没有半点兴致。

　　虽然在我国是300-500万的I型城市，但这个规模，放在其他国家，就可能是第二大城市的规模。

　　我搜索的资料显示，英国第二大人口城市伯明翰，常住户人口不过98万。这个数据，可能会略低于实际数据，但就算我们手动给他加上50万，也不过150万左右，仅达到我国I型城市300-500万城市的规模的一半。

　　在和国外的不同城市人口做对比时，我国的人口规模往往是碾压的状态。因为目前世界上总人口超过10亿的只有中国和印度。

　　而印度的城市化和我国是没法比的。

　　在我国，已经有近100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是印度的两倍。

　　在看到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的消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二三线城市的库存房销售。

　　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和大家分享的观点是，存量房的销售，不足以促使政府，下决心变革I型城市的落户政策。

　　政府作为管理者，一定是在多个切面对比之后，发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需要一些新的政策去刺激目标人群的神经，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城市一把手，开始认识到人，即高素质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有些人在看了一些很大的官方新闻后，不知所云。这一点，我想很多人都深有体会。但为什么官方媒体就不改正呢？

　　我之前有三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大概可以说一下这其中的道道。

　　你看到的很多官方政策的新闻，很多时候，并不是学者型的作者或编辑在发布，而是刚毕业一年的年轻人或者还没毕业的实习生。

　　即便是那些有很多知识储备的权威编辑，他们大抵，也是不敢对官方政策做过多解读的。

　　学新闻的都知道一句话，媒体是政府的传声筒。

　　最后再说一下，如果你认真看完这个政策——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

　　会发现这个政策，并不是完全放开落户，还是有积分和社保要求的。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落户门槛。这一点，也印证了我对于落户年龄主体是针对80后、90后和00后的猜想。（许多60后、70后很难跨过学历和社保这道坎）